1984年离休，转瞬过去20年，我现在已成是耄耋老人。80载沧桑有多少往事已如烟，但儿时梦幻、人民苦难、战火硝烟，至今仍历历在目，常梦萦魂牵，回味无穷。

刚退下来的时候，今后如何生活，颇有思虑。是从此离群索居，在家养老；还是力所能及，老有所为？经过了一番认真地思考，我下定决心。争取多读一点书，学习一点写作，以补过去常年忙于工作的欠缺；同时，也了却自己人生最后一站的宿愿。

让史料活起来

我利用可以从容地支配自己时间这个特点，对我仅存的解放前一点珍贵史料，仔细的进行了翻阅和清点。我发现这些史料涉及了十来个县市的内容。为了让这些史料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一进行了摘抄和整理，寄给有关县市党史资料征编委。其中还将历史照片选出65

张进行翻拍、扩放，有部队行军作战、庆功表彰、军民抢险、欢庆解放等场面，亦分别写信说明史料来源和背景。

这些县市大多属于江汉（洪湖）地区，是我曾经生活、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我担任何阳军分区作战科长，对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我的第二故乡。1983年国庆节《沙市报》发表了采访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的第二故乡》。

这些资料和照片的发送，引发出如此大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

 1986年2月，沔阳党史资料征编委来信说：“这多年了您手中还保存着有如此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感到惊奇，可见您对党的历史资料是何等的关心。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效法”。“资料中的某些部分我们将采用，编入沔阳地方史”。

1987年7月，监利县来信说：“您提及的许多史实和数宇，过去鲜为我们所知，这些史料丰富了我县党史资料内容。准备在《监利党史通讯》陆续刊出”。

还有潜江市来信说：“看到您寄来的史料和照片，奉为至宝、竞相传阅、拜读。从中再现了在极其残酷的战争年代，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们军队，为了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所谱写的一曲曲撼人心弦的时代乐章”。同年9月，潜江市信中又说：“复制（印）的照片和笔记，确是无价之宝，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敌人四次‘清剿’中，能保存下来您是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的”。

同年12月，中共仙桃市委信中说：“十分珍贵的资料，史料价值是很高的，而且是难得的。捧读再三，使我们这些后辈人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启迪。同时丰富和增补了我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将汇集在《何阳人民革命史》一书中”。

1987年，潜江市编辑出版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专集，选用了我捐献的几张照片。同时说我“捐献出自己珍藏40多年的珍贵照片十张，这对研究我市的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洪湖文史》第六期，《潜江党史通讯》专辑上，也曾发表了我

捐献的照片。还有送给蒲析县的两张照片，是抢修铁路桥和火车试通车内容，这是我军分区部队配合第四野战军一九九师工兵营（朝鲜同志组成）担负的。该县为了进一步核实，特派专人赴京请有关同志鉴定、辨认。洪湖市博物馆从我送给他们的21张照片中，选出可供展

厅展出的照片，重新加以扩放使用。有的县市对于有的照片还要求说明成像的时间、背景和地点，并要求按影中人顺序提出名录，含当时职务、现在职务或离休前职务等；对此要求，我又做了大量的口忆、调查、辨认工作。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有些没有及时注明，加之，

照相器材、技术和年代的久远，虽经多方努力，有些仍未能如愿，成为一憾。

清点中偶然发现了一张军用的《日出日没时刻表》，虽然纸张粗糙、印的质量很差，又年久发黄，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件小小的历史文物价值。在敌后的教学、作战及至日常生活，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军艰苦卓绝斗争的一个见证。此表原件已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文物处收藏。复印件曾送军事科学院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应有关县市要求，我将1948年笔记本中七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复印给他们参用。主要是记录我军在故后进行整风、整党和传达中央精神的内容。因当时纸张困难，字迹过小，只好放大一倍复印。问时复印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襄南军分区和何阳军分区司令部发布1948

年和1949年全区作战公报”。还应要求，对1948年敌人四次“清剿”与我反“清剿”，绘制了四份“军事示意图”。还有的县特地寄来本县地图，要我看图回忆，给他们提供资料。恳切之情，使我异常感动。

往事难忘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解放前最艰险、最难忘的莫过于参加1946年的中原突围和随后的湘鄂豫皖陕敌后转战。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的首战，由此引发出我中原部队一段血染的历史和英雄的壮歌。

1989年开始，我受李人林老首长之托，为他整理撰写这一段的回忆录，查阅资料，回忆起草，几经讨论，几易其稿，到1990年初基本脱稿。又几经夏菱同志修改，从两万六千多字压缩到一万多字，以《从武当山到武陵山》为题，首先发表在湖北《地方革命史研究》

上连载。次年收入《旌指武当》一书。

我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开展的“党在我心中”的征文活动，抓紧时间，从另一个侧面对这段历史，又以一万余字撰就了一篇《五渡汉水两过长江》一文，以资纪念。发表在1991年《潜江党史通讯》第四期上，后来中国科学院的《文明论坛》、河南的《老人春秋》要求缩写为两三千宇，作为“往事漫忆”发表。

对于中原突围中，大江南北艰苦转战最精彩的一段，还配合两位作家进行电视剧创作进行座谈，后来只是由于经费拮据而作罢。

此前，1985年，我还为老首长整理撰写了一篇《襄南情深一坚持襄南斗争》，又是半年多时间，照例几经座谈讨论，几易其稿。

我还曾陆续写过几篇：如《解放战争时期有关潜江的几件事》，发表后，有读者说“深受启迪”，“写得生动具体，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县人民为革命做出贡献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又如《襄南军分区1948年反“清剿”斗争》。还有作为党史研究发表的《英雄的

军队英雄的人民一反“清剿”斗争胜利原因初探》。此外，根据襄南近代史上极为罕见的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一年，撰写了《难忘的1948年》，作了详细记述。另有完全摘自当年战地记事本上的《何阳清匪除奸反霸纪实》一文，已收入仙桃市政协编辑出版的《纪念仙桃解放》一书。

为悼念李先念同志逝世一周年，上半年写了《李先念与中原突围战役》，用以纪念我军在中原突围中所建树的独特的不朽功勋，并从正面批驳有人在李先念同志逝世时发表的歪曲事实的污蔑文章。这是我们的老首长、当年代政委任质斌和参谋长刘少卿对我提出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震惊、义愤之余，当时就曾疾书抗议，以数千言的事实进行了回击与批驳。终于使他公开在报刊上作了道歉。

1992年上半年，我老伴的离休办为了他们单位纪念“六·一”，教育下一代，提出要她介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为此，我便为她整理撰写了上万宇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生活片段》。除送单位外，已被收入《征途》一书。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成立于武汉，它是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抗战时期，从日寇的炮火下抢救和抚育了三万多儿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老伴就是这中间的一员。

在提供史料和撰写回忆文章中，曾三次获“优秀作者”荣誉证书，得到了有关县市的好评和表彰。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

长流不腐江河水

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教育后代。所以，修史编志是一件极为严肃的工作。历史，必须成为“信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周总理生前曾说过“没有真实，就没有真理”。写历史不同于搞文学创作，不能杜撰，也不是为某个人树碑立传。但是，这些年有些混乱，不实事求是的文章屡见不鲜。1989年10月，洪湖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洪湖文史》，我详读之后，一方面觉得书中记述的一些人和事我也熟知，感到很亲切；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很遗憾，有许多错讹，与史实不符。12月，我对熟知的人和事，写了长达四千余字的更正意见，寄给他们参考。与此同时，我发现仙桃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纪念仙桃解放》一书，问样也出现类似的毛病，我随后又按照文章及其页序，写出了大约三千多字的更正意见。他们收到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和歉意，说：“由于我们缺乏必备的历史知识，无法校正书中的许多处错讹。我们打算下期摘登，以正视听。”

送来稿件、资料、编目、方案等，要求征求意见的也不少。如《中共沙市地区革命斗争史大事记》，《襄河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第四、五、六章，《汉川县组织史资料》第四编，还有河南桐柏县的“三大文集”征编方案和“潜江市地方革命史资料长篇”等等。

1997年10月，我的老参谋长吴昌炽、张荣夫妇把“纪念李人林”的文稿寄给肖健同志，请帮助修改。而内却要我修改，并要求原稿的八九千宇压缩成一两千字。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在尽量保留原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改动，最终还有四千余字。题目改为《孤悬敌后 披荆斩棘》。这篇文章被收入《纪念李人林文集》一书。同时我的一篇《四渡汉水经略襄南》也收入该书，纪念李人林在十年之间，曾四次率队渡过汉水，经略襄南，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不解之缘。

参加党史座谈会、审稿会、纪念会、历史研究会也不少。如1983年收入《刘邓大军风云录》的《把矛头指向敌最后防线》，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编纂专题组起草的称作“南路突围三大件”。除参加多次座谈外，1989年11月，老首长又要我代原支队在京八位同志起草书面“对南路组织序列（修改稿）的意见和建议”，我打印了18份分送有关领导和单位。后来出版的《中原突围史》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还参加了中共黄冈地委为中央编写党史而在京举行的座谈会（侧重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还在1987年2月，应五峰县土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的电邀，问李秉范同志代表北京地区的老同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诞生40周年纪念大会暨纪念碑落成典礼”。我代表在北京的老首长和战友、当年的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李人林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激情所至吟诗一首：“转战千里到

五峰，两军会师红渔坪；军民欢腾庆胜利，土家迎来子弟兵。四十年后喜相逢，昔日旧貌换新容；土汉人民展宏图，协力建设新五峰。”湖北军区政委周焕中同志代表在武汉的当年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张才千老首长和战友讲了话。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全县人民欣喜若狂，纪念碑除镌刻碑名、挽词，还刻了当地政府和人民敬献的诗：“四十年前旗旗奋，江南红渔聚忠魂；今日口首建丰碑，承先启后振乾坤。”

我回京途中经过当年渡江的地方，从枝江县敌伪档案中查得一份伪县政府对我军渡江情况的记述，及其给伪省政府的电报；内容再现了当年我军渡江很精彩的一段，也是我军大江南北艰苦转战的一个有力佐证。再经洪湖市的时候，与该市的党史办、博物馆的同志举行了座谈，参观了博物馆，提出对展出内容的意见，并确认了当年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遗址，还绘了一份驻地草图。

1992年11月，我问罗家育同志受沙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邀请，专程参加了他们的首届年会暨《老战士话当年》一书首发式，我又代表在京的首长和战友讲了话。市委书记王开炳同志诗兴大发，当场以 “老人长寿”四宇打头，赋诗一首以表祝愿：“老将扬鞭下晓空，人

生业绩赋天民。长流不腐江河水，寿比南山万古松”。

我是一滴水

1988年，我以《在离休的日子里》为题，写了几年来从事的10项工作要点，向中科院电子所党组织做了书面汇报。其中，在1985年5－6月间，我和张学彦同志受院党组派遣，对西北三个分院及所属的23个研究所、台、站的领导班子，以及整党工作、知识分子政策

落实等，进行了一次考察和调研。我起草了《关于西北三个分院情况的调研汇报》。经过向院党组及有关部门的口头汇报，又将汇报材料缩写成向党组的书面汇报。另外，还整理了几份典型材料，并就领导班子问题专门向干部局做了汇报。

此外，我还写了《关于加强公园精神文明宣传阵地的意见》，北京晚报编辑部上报给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来信称赞，还要与我经常联系，欢迎多提建议与意见。

几年来，还为几位老战友的落实政策问题，做了一些工作。为《共和国奠基人》名典一书，对我单位6O余位离休老同志的简历参与起草和校核工作。

1977年，两千多名在京新四军老战士，齐聚国防大学礼堂，继南方一些省市创建了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之后，也正式成立“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简称“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会分设九个分会，即七个师加上军部和浙东纵队。

我五师中原分会随即成立，我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兼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几年后又担任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和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和五师分会学委会主任以及分会副会长。

从此，除总会的某些工作外，分会的许多活动我都得参加。参与制定学术研究的年度计划，提出专题研究课题，组织具体实施，参加理事会、会员大会以及座谈会、纪念会等等。特别是作为编委会的编委，需要分头组稿，然后按照分会要求进行精选精编。许多稿件由于本人年事已高，年代久远，一些往事记述不清，还需尽可能的进行校核、修改。个别稿件根据编委意见需做较大改动，再请本人过目。有的字迹潦草不清，尚需重新誊写，费时费力费神。加之一无经费，二无办公地址，三无交通工具，四无通讯手段，完全依靠自力更生，靠觉悟，尽义务。编委大都是“古稀”、“毫爱’之人，体弱有病。因此，其辛苦、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即是如此，几年以来在分会领导下，我们编委会经过克服困难，共同努力，先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李人林文集》、《弛骋江淮河汉》及其续集，等等。与此问时，还为北京总会编辑出版的《铁流》丛书，选送了不少稿件。这期间，我撰写的六篇文章也被收入这几本书中。即：纪念李人林的《四渡汉水经略襄南》，作为学术研究的《江汉三角洲的解放斗争与李人林指挥艺术》，还有现已解密的《1947年李人林给中原局并中央的电报》，以及《战争岁月拾遗》、《一首拨动。七弦的歌》、《李人林支队的传奇故事》等。

2006年8月，我们五师中原分会学委会举行了一次研讨“沙龙”。我在会上就学委会10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并将“10年来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印发给大家参阅。会后，学委会的工作主要交由赵晓人张延风二位负责。这一年年会时，分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1984年，我从所党委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又曾担任多届所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虽然已80岁高龄，仍被大家选为现任书记。

几年来在所党委领导下，团结大家，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一直坚持正常的组织生活，上级部署的工作，都按要求完成。鉴于本支部的特殊情况，集体聚会不易；所以，在传达报告、指示、学习时，都采取了许多灵活的办法，做到信息及时，上下沟通。每次对组织外出

参观学习，都做了周详考虑，向上级提出了具体建议，从未发生意外事故，也没有任何违法乱纪和参加邪教组织“法轮功”的事情发生。特别是认真对待一位70多岁离休干部的入党申请要求，经过多方考察，个别谈话，培养教育，向党委汇报请示；经过了两年时间，终于

按照党章规定程序，召开支部大会通过，履行完所有手续，最后经过党委讨论批准，圆了他本人数十年多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和志愿。入党之后该同志表现积极，后来被大家选为支委。

支部响应所党委庆祝“七一”党的生日，开展知识竞赛活动的号召和安排，积极推选三位离休老同志组队参加。三人平均年龄74岁，经过激烈竞争，顺利进入决赛；只是由于年龄过高，手脑并用迟缓，无法与各参赛队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青年对垒，最后获得了一个“二等奖”及荣誉奖状，这也是十分不易的，重在参与。

由于支部全体老党员和离休非党员同志的共同努力，几年来支部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离休干部先进党支部》的称号，并颁发“荣誉奖状”。我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开展的《科教兴国党旗红》征文活动，撰送两篇纪念文章：《一件

历史文物》和《把科学道德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被评为“二等奖”，荣获《科教兴国党旗红征文获奖证书》。继1988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老有所为精英奖》之后，又获得院《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还有两次获电子所党委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

2007年7月4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秦郑华女士为组织“纪念建军80周年”节目采访我，我着重谈到李人林支队1947年大年初一，在敌占区智渡长江的故事。她们选取了既惊险又精彩的这一段，制作了“智渡长江”节目，并于25日上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

正式播出。

此外，我还应邀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参加文献电视剧专题片《中原雄师》摄制组召开的座谈会，之后《中原雄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正式播出。其中选用了我的三、四次发言镜头。

我应该在有生之年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一保本色，二度晚年。希望这滴水之劳汇入党的波澜壮阔的事业之中，与人民的脉搏同跳。　　

（离休干部 张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