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几百年闭关锁国的状态，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了原有的轨道，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用”，企图在维护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生产技术。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仿效西法，实施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神州大地上爆发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虽然这些变革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良以及科技、文化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些阶级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变革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辛亥革命失败、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倡民主和科学，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背景下，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上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神州大地百废待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通过科技进步带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也在不停地继承和创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奠定了我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性质的观点，提出要用科学技术武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最终让科学技术造福于全人类，把科学技术作为一项革命策略提升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在这个科技政策的指导下，1958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标志着中国开始跨入原子能时代；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用自制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际上科学技术的竞争愈发激烈，只有掌握核心科技，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是党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观的最精髓的体现。科教兴国一方面坚持教育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为正确处理教育、科技、经济三者的关系指明了道路，指出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邓小平同志全面把握中国国情与国际局势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人才为依托，以人才为教育与科技的载体，并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人才强国与科教兴国都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政策体现。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继“文革”之后，中国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中国教育开始步入正轨；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表明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达到新的水平；1983年，中国成功研制出第一台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银河”巨型计算机系统，标志着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上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时代国际力量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冷兵器时代武器与人数的竞争，而是科技与知识的竞争，科技与知识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因此，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思想，把发现、培养和凝聚各类科技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基本要求，把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作为科技管理的根本任务。明确了科技文化也是属于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体现。在新时代“人才强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上，我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9年11月以来，中国成功地运用长征2号系列运载火箭举行了七次“神舟”号宇宙飞船的发射与回收；2001年至2002年，中国科学家相继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合作计划中的基因测序任务和水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序列图；2002年，研制出每秒运算1.027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3年10月，成功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进入到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明确地指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围绕国家这一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全国各省市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地方的“百人计划”；200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即“千人计划”。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优秀人才的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综合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飞速发展，逐渐跻身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大力推动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技术更先进、体系更完整、支撑更有力、产出更丰硕、集群更明显”的发展新态势，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重要支撑。嫦娥三号登陆月球、神舟十号飞船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空间站建设阶段；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领衔的团队2013年成功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称为诺奖级的科研成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测出量子纠缠速度下限，并且助力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的成功发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史保森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携带轨道角动量、具有空间结构的单光子脉冲在冷原子系综中的存储与释放，证明了建立高维量子存储单元的可行性，迈出了基于高维量子中继器实现远距离大信息量量子信息传输的关键一步。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不仅代表中国桥梁先进水平，更是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现。 

　　从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每一届领导集体的科技观都是对于之前的继承与发展，承袭了精华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只有与时俱进地继承科学技术观，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稳步推进。 

　　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等的明确要求。国家从宏观层面上以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劳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完善保障和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电子与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研究，肩负国家使命，承载民族未来。作为电子所的一名员工，作为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一线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同样身负着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重任。更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率先行动计划”，崇尚创新，矢志不渝，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更大的科技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杨伍昊 九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