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自信”的传统基石——接着梁漱溟和冯友兰思想

　一、中国文化与科学

　　让我们先从“文化自信”谈起。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自信”之一，即“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2014年12月20日下午，习近平到澳门大学新校区横琴校区考察，在参与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座谈会时再提“文化自信”。 

　　至于何谓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s.cn）上的《习近平的“第四个自信”》中有如下的“学习小组按”： 

　　“一定要通过学习树立对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树立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豪感。 

　　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 

　　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 

　　百年历史，中国人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自信，再到回归自信的曲折过程。目前，在‘中国梦’的语境下，文化自信越发重要。”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在四个自信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自信曾经失落，如今要重拾文化自信，我们只能重新回到传统中国文化那里寻求滋养。 

　　然而，现实的需要是一回事，而传统中国文化能否担当文化自信的基石仍然是一个亟待考察的重大问题。我们今天提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失落这种自信。这一失落过程伴随着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质疑、批判、打倒乃至抛弃。今天我们要将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基石，就不得不重新回答那些质疑。如果回避或忘记那些质疑，那么我们的重建文化自信的工程就会是一个豆腐渣工程，不会具有坚实的基础。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质疑之中，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悖论：中国曾经长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曾经长期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那么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难道是中国文化存在什么致命的缺陷？是中国文化存在通往现代科学的津口，只是暂时缺乏通往科学之彼岸的船只？抑或中国文化与科学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没有沟通的可能？说到底，就是中国文化与科学是可融合的抑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问题。 

　　梁漱溟是这样回答的：“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与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不会有这些轮船、飞机、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的。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个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的！中国实在是后一说，质而言之，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自与西方人不同的。（《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92页，转引自陈来《中国现代哲学的追寻》第151页）” 

　　如果梁漱溟的上述说法正确，那么中国文化与科学就是南辕北辙了。如果梁漱溟正确，等于是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科学基因，如果没有洋老师的教导，中国人是不可能自己产生科学家的。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又是一名中国人，在感情上的伤痛自然不可言喻。然而，目前我还不敢说梁漱溟不对。毕竟，作为科学工作者，我深知与现代科学相关的轮船、飞机之类确实很少与中国文化相关。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中国文化就很难担当文化自信的基石，除非文化自信不包括“科学自信”。如果真是那样，四个自信就不能完备描述那个我们需要建设的自信，需要再增加一个“科学自信”方可。由此可见这个关于传统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问题是多么重要！ 

　　另外一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现代思想家是冯友兰，他写了一本《新理学》，“接着讲”传统中国哲学，通过把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试图把那些与现代科学相关联的西方哲学概念引入“现代化”的中国哲学中，从而试图填平横亘在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应该说他的事业是崇高的，他的工作是伟大的。遗憾的是，他只是比原来稍稍接近了这个崇高目标一些而已。他的《新理学》未能把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成能够指导科学实践的科学认识论。即使在今天，以他的《新理学》的认识论为指导，并不能必然地导致现代科学的产生。 

　　因此，我们今天还需要接着梁漱溟和冯友兰思想。浅显地说，国学就是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学问。不能把国学和传统中国文化划等号。传统中国文化是素材，是国学的研究对象。国学是传承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并持续不断的一种社会思想活动。我们要“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可能是当今国学的根本任务。 

二、“格易”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桥梁

　　前文简单介绍了梁漱溟的思考，下面是接着他进行的思考。 

　　且开门见山地亮出我们的观点：中国文化并非是与科学完全不相干的“另一条路线”。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中存在科学的根蒂，这个根蒂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格物”学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根蒂没有成长为科学的参天大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格物”缺乏可操作性。对于这一点，拙作《格易论》（见王自成网易博客：http://wzichblog.blog.163.com/）如是说： 

　　“尽管朱子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有过不少论述与解释，但从来不曾成为一个清晰的、能够给人以确切指示的学说。这一点可以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窥见一斑。王阳明在十五岁时，企图实践一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教导，因而对生长于他家窗外的一笼竹子进行了‘格’。结果，一天一夜过去了，他不仅没有‘格’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生了一场大病。王阳明因此而对‘格物致知’学说产生了怀疑，并在后来的‘龙场悟道’之后，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学说。但是，王阳明自己的学说同样不清晰，甚至具有‘悟’的神秘。” 

　　但是，“格物”理论的这一缺陷并不妨碍它成为科学的根蒂，如果朱子以后的思想家进行过充分的阐发和发展，那么这个缺陷是可以修补的。即使这个缺陷到今天还存在，那么今天的国学研究也还有机会修补这个缺陷，从而找到连接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桥梁。 

　　本文当下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找到的这座桥梁就是“格易”学说。这里的“易”字，就是《易经》的同一个字，其意有三：“变易”、“不易”、“简易”。为简便起见，先仅取“变易”、“变化”的意思。至于“格”，当然是“格物”的“格”，也先省去引经据典，解释为“观察”、“记录”、“研究”。所以，“格易”就是观察、记录、研究某种变化。 

　　但“格易”学说的根本观点还有待说明：“格易”学说就是将“格易”视为比“格物”更基本的认识论步骤，且将“格易”作为“格物”的具体步骤。至于为这么做，拙作《格易论》作如下陈述： 

　　“《易》曰：‘天行建’。这个命题揭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天是‘行建’的，就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也就是处于易之中。如果‘天’是物，那么‘行建’就是天之易。进一步言之，不仅‘天’这一物有其易，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莫不有其易，王阳明所欲格之竹子有其易，亚里斯多德和司各脱有其易，孔子有其易，‘那个人’有其易，‘我’亦有易。而万物皆以其易方得以呈现，并能够为人所格。 

　　到此为止，我们暂且认为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易者，物之易也，万物必有其易；格物者，格其易也，非格易不能格其物。” 

　　而一旦将“格易”作为基本的认识论步骤，将立刻发生如下所述的那些有趣的事情。首先，“格物”就是格物之易。所以，格竹子就是格竹子之易，就是“观察”、“记录”、“研究”竹子从竹笋出土到万杆随风而舞的种种变化。如果王阳明懂得这个格竹子的具体步骤，那么他起码能成为一位植物学家，绝不会一无所获。更重要的是，现在，横亘在传统中国哲学与植物学之间的那条鸿沟不见了。 

　　其次，只要稍加引申，横亘在传统中国哲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那条鸿沟也不见了，因为生物学就是研究生命之学，而生命就是生、老、病、死，就是生物之易。 

　　再次，横亘在传统中国哲学与天文学之间的那条鸿沟也不见了，因为所谓的“天行地转”、“闰馀成岁”、“律吕调阳”等等，不过是一些“易”，统统能够囊括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之下，不过是格易学的具体门类而已。 

　　再次，物理学中的运动学，不过是格物体在空间的变易的学问而已。 

　　再次，物理学中的电子学，不过是格电子这一物的种种运动变化的学问而已。 

　　再次，化学就是格种种化学物质的种种化学变化而已。 

　　再看数学，不过是种种测量和度量的工具而已，而种种测量和度量不过都是一种“格易”活动。同时，读者应该注意到，这种种的测量和度量同时又是严谨的科学活动。 

　　所以，仅仅是将“格易”作为基本的认识论步骤，就填平了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这难道不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吗？！ 

三、接着冯友兰论“接着讲”

　　上文几乎已经在宣称：填平传统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了！ 

　　那么，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其实，冯友兰所说的将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事业还仍然在路上。冯友兰没有完成，本文也远远还没有完成。 

　　首先，上述观点迄今为止还只是个人观点，还远不是当今国学界的共识。现在人教版的高中课本在介绍“格物”的时候，特别提醒学生不要把“格物”理解为当今的科学。同样，某些专家可能会质疑本文的观点，认为是对“格物”的曲解。为此，以下有必要进行一些辩解与解释。 

　　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强调，自己的“新理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是“接着讲”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照着讲”就是照本宣科，而“接着讲”可是要修补原有思想的缺陷的，是要推动原有思想的发展的。朱子的“格物”理论来源于《大学》和《中庸》，但绝非对后者的“照着讲”，仅仅在详细与具体方面就要远远比后者丰富。王夫之与朱子相较，也绝非“照着讲”，王夫之被后世誉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就在于他的格物论相较于朱子的格物论与科学更加接近了一步。 

　　因此，如果有人打算诘难本文 “离经叛道”的话，我反倒认为他是主张“照着讲”的老学究。这种“照着讲”已经被冯友兰抛弃，也曾经被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前世杰出思想家所抛弃。不是完全不需要“照着讲”，而是不能仅仅只是照着讲。经过检视而确实正确无误的，当然要“照着讲”。而对于那些需要修补的缺陷，我们也只能勇于“接着讲”了。 

　　那么，怎样的“接着讲”才是合理的呢？我想，只要符合思想发展本身的逻辑，它就是合理的。就以本文为例吧，用“格易”作为“格物”的基本步骤符合“格物”思想发展的根本逻辑。何以故？格物就是为了认识物，而“格易”有利于更可操作地认识物，所以是向着“格物”的目标在进步。所以这不仅不是“离经叛道”，反倒是对经典的有力继承。 

　　还需指出一点，如果看不出本文的观点也具有“照着讲”的成分，那么也是枉自自诩为专家了。原因很简单，其实本文是对《易经》的“照着讲”和“接着讲”。前文已经说过，“格易”的“易”字与“易经”的“易”字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从《易经》开始，中国已经开始了“格易”的思想活动，“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就是那些格易活动的成果。 

四、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仍在路上

　　到此为止，我已经废了不少口舌。但是，尊贵的读者您还是惊疑参半吧！ 

　　一则以惊：难道传统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已经填平了吗？ 

　　一则以疑：难道传统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真能填平吗？ 

　　我自己的回答是：这条鸿沟现在确实消失了！ 

　　至于您的怀疑，我只能敬以充分的尊重。毕竟，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对不是靠饶舌就能释疑解惑的。这需要您自己的思考，不是吗？ 

　　但我还要向您坦白，我们到此为止只是试图修补了一个传统中国哲学的缺陷，而传统中国哲学中的类似缺陷还不少。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虽然弥补了旧理学的一些缺陷，但有些根本的重大缺陷依然如故。 

　　最后应该指出，填平传统中国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不应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该是：将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成系统的完备的认识论理论，不仅能够与现代科学相融合，更能从哲学的高度指导现代科学的发展。唯有做到这一步，中国文化才算是真正吸纳并消化了科学；唯有做到这一步，文化自信才同时意味着科学自信，建设文化自信的伟大事业才真正具备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也许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代人的事业。《格易论》也好，本文也好，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 

王自成简历：

　　王自成,男，1966年生云南省宁蒗县。1982年毕业于宁蒗一中,198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先后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从1999年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已经发表科技论文40余篇。曾研究成功的某产品正在现役主战战斗机上使用。现在的研究领域是毫米波与短毫米波器件、太赫兹技术与器件。业余诗人,已经发表数十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作品。